可复制的沟通力学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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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图尔发现，尽管准备证据的过程有可能是符合客观规则的，但对证据的解读就不符合了。同一种物质的两张色谱图之间总是会有细微的差别，就像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也会略有不同一样。因此科学家必须要判断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算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则，拉图尔的研究对象也没有遵守规则。事实上，他们靠的是“潜规则之下的小范围谈判、不断变化的评估，以及无意识或制度化的示意”。18其他所有关于证据解读的重要问题也是如此：在判断证据对原本要检验的假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时，人们对共同准则，或者说客观标准并不感兴趣，而是依靠争论、本能反应、谈判和本土文化来判断。拉图尔和伍尔加总结道：“我们看不到对于科学规范的明确诉求。”19

在吉耶曼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对大脑和脑浆进行了很多客观的测量，但对于证据的客观衡量却很少见。当需要判断被精心整理的数据是否符合TRH的结构等理论时，甚至连方法论的追随者——那些博士后研究员、青年科学家、科学界中寡言而正派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遵守规则。他们无视官方限制，继续在科学推理中加入自己在道德、心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见。

整个科学界的情况都是这样。血液学家詹姆斯·齐姆林（James Zimring）写过新手科学家第一次面对实验室真实情况时的沮丧：

他们和其他研究人员正在做的研究简直是“一团糟”。情况混乱不堪，根本没有按照逻辑推进……通常都是在科学进展的事实出现后，科学家才拼凑出理性的解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