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的创意：戏剧学50讲学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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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顿的处境实际上特别常见。在解读数据时，科学家往往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而关于各种变通在客观上是对还是错，也很少有明确的指导。

科学家之所以会存在发挥空间，是因为，正如日食实验所显示的那样，理论本身并不会预测将被观察到的现象。要想解释实验的结果——比如说照相底片上斑点的位置——理论必须借助其他假设、有关实验仪器是否正常运转的推测、背景条件的适用性等因素的支持和帮助。

换句话说，理论就像中世纪骑士一样，从不单独作战，而是带着很多假设投入经验主义的战斗。对实验、测量和其他观察的结果做出预测并给出解释的，是理论与假设形成的这个整体（你可以称之为理论群）。尽管理论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但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士兵，它是无法与敌人交战的。

因此，当出现问题时，理论可以通过归咎于假设来免遭驳斥，就像爱丁顿那样，利用相当多的逻辑、社交和政治技巧，以仪器有问题为由而将巴西组天文摄影望远镜不符合爱因斯坦理论的测量结果排除在外。面对错误的预测，科学家必须决定何时该牺牲一个假设来挽救一种理论，何时又该接受理论本身已经失败的事实。

卡尔·波普尔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别无选择，因为这有可能破坏他的核心观点，即科学是通过消除做出错误预测的理论来进步的。如果每次出现问题，一种理论都可以通过归咎于某个假设（比如假设测量仪器存在误差）来得到宽恕，那么理论怎么可能被彻底抛弃呢？

波普尔承认，通过归咎于某个假设来拯救一种理论有时是正确的做法，但前提是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他要求，在这样的辩解过程中提出的新假设本身应该是可证伪的，而且支持这些假设的人应当本着波普尔式的批判精神，尽一切努力去检验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