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的创意美学学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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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谨慎与专注并非总是可行。让我们再回到英国，在那次日食发生几个月之后，爱丁顿才整理好实验结果，实验中的各种效应他已经无法复核了，比如说当天镜片在太阳照射下膨胀带来的影响。许多被怀疑是实验故障的情况同样如此：所谓的异常往往都是暂时的，而且回想起来根本无法确定它是否发生过，或者如果发生过，其程度如何。事实的真相就这样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

对于这类情况，波普尔提出了另一种应对方法：更加认真地再做一次实验。3科学家很乐意接受他的建议，但这也并不总是可行。日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1919年爱丁顿遇到的那次日食则更为罕见，原因是在全食的时候，太阳处于一片相对明亮的恒星的中心。正如爱丁顿在介绍这次实验时提到的那样，这种令人满意的排布“在许多年内都不会再发生”。4尽管他可能还想回去再拍一次恒星，但他做不到了，因此他找到了其他方法来抵制巴西天文摄影望远镜的数据，维护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丁顿的行为之所以没有受到约束，并不是因为他蔑视科学思想的准则，而是因为经验性研究的复杂与困难程度（要精确测量很小或几乎无法测得的量）意味着没有可供使用的规则来告诉他该如何解读照相底片。甚至就算伟大的方法论信徒卡尔·波普尔制定出了几条原则以确定面对一个错误预测是该归咎于理论还是仅归咎于测量工具，也没有带来什么帮助。有时候，试图解读经验数据意义的科学家就像面对可疑证词的陪审团成员一样，只是不得不做出一种个人的、本能的、主观的判断。